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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英国，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面临失业、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困境，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融入劳动力市场。本文采访了几位失业一年以上的年轻人，分享了他们的经历。

托马斯：投出2000份简历后，仍未找到一份普通工作

托马斯平日深居简出，唯一的固定外出是每周一次的超市采购，通常会购买7份1英镑的冷冻餐，有时会选择咖喱，偶尔也换成中式外卖。他坦言，一次性购买这么多份餐食，让他感到有些尴尬，收银员或许会因此猜测他“一天一份”。然而，他表示，这些餐食有一半最后都没有被吃掉，因为“连着吃两天”后，他便不想再碰。

与文中其他年轻人一样，托马斯已失业一年多，是英格兰地区8.2万名长期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之一。他目前居住在沃灵顿，每月领取311英镑的通用信贷。扣除账单和宠物开销后，他每月仅剩约25英镑。托马斯并非不努力，他自16岁起便一直在工作，直到2024年10月失去酒吧经理职位后，生活陷入停滞。此后，他投递了约2000份简历，但至今未找到工作。

起初，托马斯对求职充满信心，“到处投简历，根本没觉得自己会找不到工作。”然而，除了零星收到的模板化拒信，更多时候是杳无音信。失业不仅影响了他的饮食，也几乎切断了他的社交。朋友的邀约，无论是喝酒还是彩弹射击，他都因经济拮据而拒绝，有时甚至谎称需留在家照顾宠物。

失业一年半以来，这种生活让他倍感煎熬，“我只是想过点正常人的生活，”他说道，“能出去见见人，做点事情，不用每次都编理由。也能吃点正常的饭，偶尔买瓶好喝的果汁，再用点质量好些的厕纸。其实都只是些很小的愿望。”

不幸的是，托马斯的遭遇并非个例。媒体已陆续发出警告，当前可能是年轻人求职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。艾伦·米尔本（Alan Milburn）上个月发布的青年与就业报告第一部分，揭示了这场危机的严峻性。报告指出，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处于“NEET”（not in employment, education or training）状态，即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。若政府不采取及时措施，这一数字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初将升至125万。

托马斯认为，新冠疫情对其后续处境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疫情前，他一边上学，一边在博尔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的球场兼职做安保，当时为了符合年龄要求，他还隐瞒了真实年龄。他选择了历史、地理和社会学这三个相对稳妥的A-level科目，并取得了ABB的成绩。然而，在他申请大学时，英国乃至全球多地进入封锁状态。他选择留在原学院继续学习健康与社会护理，因为“不想花9000英镑，只为了一个人坐在公寓里上网课。”

这段时期，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去了外地上大学，女友也因远距离而分手。他感到自己错失了许多青春年华应有的经历，“我从来没有机会和朋友出去玩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连门都不能出。”疫情还影响了他学车，教练的离世让他无法继续课程，而如今他已无力承担学车费用，许多申请的工作却又要求持有驾照。

后来，看到多数朋友已在外地开始新生活，托马斯离开了家乡博尔顿，搬到沃灵顿的一家酒吧工作，重新找回了社交生活。他加入了当地的台球和飞镖队，虽然比队友们年轻许多，但逐渐学会了如何在酒吧与人交往，甚至学会了点酒。在酒吧工作之前，他甚至不知道如何点酒，是观察他人行为才学会的。

除了酒吧，他还曾在药品仓库工作，负责给自动分拣机器补货。他原本想找一份动手的工作，但仓库环境单调，且不允许播放音乐。当时他月收入约2500英镑，却因缺乏理财观念，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外出消费。

在仓库工作约一年半后，他转至一份行政工作，但因工作内容过于单调而辞职。随后，他在一家博彩店工作不到一个月便离职，将其形容为“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地方”，并目睹了令人心痛的场景。

之后，他找到一份提供住宿的酒吧经理工作，但一年半后酒吧被出售，23岁的托马斯再次失业。此后，他再未找到工作。目前，他与伴侣和姐姐同住。他的姐姐虽拥有英国文学一等学位，求职同样不顺，只能为一家美国公司做AI提示词校对的自由职业，为了抢到工作，她需要凌晨3点起床。

托马斯通常上午10点左右起床，处理完宠物事宜后，便开始“在网上刷招聘信息”。他觉得“人生就这样从身边溜走了”。他也尝试过传统方式，挨家挨户询问酒吧和餐馆，但均无果。一些线上申请也让他感到尴尬，例如零售岗位的即兴摄像头演讲。上个月，他穿着正装参加了一场足球场的招聘会，却发现只有无人值守的展位和二维码。

尽管求职过程充满挫败，他仍坚持每周投递约50份简历。他考虑过参军，但家人劝阻。对于社会应如何帮助年轻一代，他认为政府应“真正照顾年轻人一次”，并提到绿党和英国改革党似乎提出了面向年轻人的政策。

南威尔士大学欧洲青年政策教授霍华德·威廉姆森（Howard Williamson）表示理解托马斯的愤怒。他指出，如今的年轻人面临多重危机，包括生活成本、全球冲突、社交媒体影响以及AI可能带来的岗位消失。同时，紧缩政策削弱了青年服务项目，而这些项目曾是年轻人走向稳定生活和就业的重要起点。

威廉姆森呼吁英国推出“新政”，建立专门的青年就业市场，提供充足且多样化的机会。他强调，关键在于让年轻人拥有选择权，而非强迫他们接受不愿做的工作。他承认，这需要巨额资金投入。

威廉姆森认为，那些屡次求职失败的年轻人会日益消沉，坚持下去的人心理健康反而可能受损最深，最终可能出现“我不在乎了”的心理防御。他建议教育系统应培养年轻人更灵活、更具适应性的能力，以应对不可预测的未来。

汉娜：牛津毕业也难觅工作

尽管来自牛津大学的语言学位，24岁的汉娜发现求职过程并非如想象般顺利。她提到，母亲曾回忆起招聘人员主动在学院寻找学生的年代，而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。

汉娜自2024年夏天毕业后一直未就业，她表示，“我原以为不会这么难。我从这门专业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，却一份工作都找不到。这个落差确实有点大。”

汉娜一路从公立学校进入牛津，她在大一时受到疫情影响，大二开始积极参与社交活动，并曾在欧洲生活一年，提升语言能力，并首次以英语教师身份获得报酬。然而，毕业后，她再未收到过薪水。

毕业后，汉娜回到新森林地区的家乡，起初是作为学习的休息，直到2024年底才开始认真求职。她原计划进入公务员体系，但申请公共服务岗位后迟迟没有结果，于是开始“申请任何自己能做的工作”。

她曾接近成功，但伦敦一家研究机构的招聘因流程冗长，最终岗位给了比她多15年经验的候选人。她认为“这根本没法竞争。”

无论是坚持理想还是降低标准，汉娜的求职之路都充满挑战。她曾被建议申请玩具店，但工作内容是“整天爬梯子、从货架上拿玩具”。在小组任务中，申请人需要完成破冰问题和搭乐高模型，她认为这并非必要。

汉娜在家乡村庄生活，鲜少见到同龄人，她想学开车去城市认识新朋友，但连考驾照的费用都无法承担。她曾以为毕业后会去伦敦工作，过上独立的生活，但现实却是“连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看着一个岗位下面有1000个人同时点‘申请’。”

汉娜每月领取316英镑通用信贷，母亲在经济上给予支持。她认为“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觉得被困住了。”AI的快速发展让她更加不安，她质疑中学时老师所说的“未来会出现数百万个新岗位”的说法。

AI替代学徒工作，企业主承认推动了这一趋势

英国前首相里希·苏纳克（Rishi Sunak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·格奥尔基耶娃（Kristalina Georgieva）都曾警告AI对年轻人就业机会的潜在影响。求职网站Adzuna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自ChatGPT上线以来，英国入门级岗位数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。

保罗·克拉普（Paul Clapp），一家数字营销机构的联合创始人，承认AI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。他的公司过去每年招收一到两名学徒，但18个月前开始使用AI后便停止了。他认为AI不会消失，并将改变世界。

克拉普的公司主要使用Anthropic旗下的Claude，该AI已接手了过去由学徒完成的“所有无聊、费时间的工作”。他认为，这些枯燥的任务恰恰是新人必须经历的入门过程。他相信AI不会取代有经验的专家，但可能会让下一代失去进入行业的初级机会。

企业不招收年轻人，除了成本考量，也与招聘学徒的激励减弱有关。自相关政策生效以来，企业雇用一名入门级员工的实际成本上涨了约7%。克拉普表示，他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找到真正有动力的人，不愿花费高额成本雇佣无法创造价值的员工。

他对求职申请也颇有微词，认为许多人海投简历，未认真了解岗位。他还指出，教育系统未能培养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，例如附近学院未开设网页开发学徒课程。

每月投出50份简历，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愈发艰难

在彼得伯勒，20岁的大卫·金凯德（David Kinkaid）离开学院近一年，尽管自16岁起一直在寻找有薪工作，除了超市的两周体验，他从未获得过。他目前想在IT领域找一份入门岗位，每月投递40到50份简历，但回复寥寥。他形容这种状态“真的很压抑，也很消耗人。”

大卫的母亲埃尔（Elle）回忆，几十年前找工作容易得多，但现在，“每个人总得有个起点，可年轻人现在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。”大卫也表示，他的一些大学毕业的朋友，投递了“100到200份简历，仍然什么都没找到。”

米尔本的报告批评了对年轻人的刻板印象，埃尔也常听到类似说法，例如“我25岁时，已经住进四居室的房子了。”她反驳说，当时的房价和现在完全不同。她认为大卫已经非常努力，但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，机会实在太少。

埃尔希望大卫能尽快进入职场，这对他的社交和身心健康都有益处。大卫也认同，工作能让他更独立，并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

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，成为NEET青年意味着逐渐被推向社会边缘。多家慈善机构警告，失业或失学的年轻人面临住房不稳定甚至无家可归的风险。《大志》杂志的销售者中，18至24岁的比例自2022年以来增加了60%。

没有工作，年轻人可能一步步失去住处

伦敦东部一家名为Sohaila的餐厅，为住在临时住所的伦敦人提供工作体验，旨在帮助他们重新融入就业市场并稳定住房。该餐厅背后的慈善机构Fat Macy’s董事总经理瑞安·麦基尔南（Ryan McKiernan）表示，“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，他生活的整个结构就会开始松动。”

麦基尔南表示，该慈善机构近期发现前来求助的年轻人明显增多，这与NEET青年人数上升的大趋势有关。参与者在Sohaila接受培训后，若找到工作，慈善机构将提供1500英镑的住房押金补助。

他指出，接触到的年轻人“几乎都有某种不良童年经历”，许多人在贫困中长大。超过一半的17岁NEET青年“长期经历贫困和家庭困境”，一旦在18岁被迫独立生活又没有收入，很容易陷入“无家可归的循环”。他强调，“稳定的工作，会直接带来稳定的住处。”

然而，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。托马斯在沃灵顿仍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差距，“这是一种让人麻木、又很不真实的体验。”他感叹，现实与小时候被告知的“长大后会有事业，也会有自己的房子”相去甚远，只能勉强过日子，购买力仅限于1英镑的餐食。